上個月的博鰲亞洲論壇有一場小型分論壇，臺上嘉賓包括了共享單車企業ofo和網約車平臺滴滴的負責人。與ofo的火爆形成對比的是，去年最火的滴滴，今年被整個會場忘掉了。共享單車的紅誰都能看到，去年約采訪還能按流程安排，今年再約，恨不得我寫篇作文對方回一兩個字，宛如長輩。但紅，也是有代價的，約談、嚴管，這種新聞幾乎天天有。

　　昨天，上海靜安區新聞辦通過“上海靜安”發布消息稱，“4月5日起，這些路段違規停放非機動車，最高罰款50元”，在公布28條重點路段的同時，“上海靜安”還透露，“如果是共享單車的用戶亂停放車輛，共享單車公司會被罰款”。對此有企業回應稱，“雖然違法的是用戶，但我們有義務配合管理部門提供違法車輛的最后一名用戶信息”。

　　這個“雖然”和“但是”，企業的意思說得很清楚。共享單車時代的“亂”和“丑”里，企業有多大責任？設計是其一。如果一輛共享單車，密碼可以被反復使用、缺乏有效定位跟蹤、座椅等零部件又尤其好拆卸，那這簡直是一場系統性的縱惡。好的設計，不在于能照出國民素質的“妖”，而應該是，提高作惡的難度系數、不激發人性深處被壓抑的惡。

　　除此之外，設置一定的規則，從而引導用戶文明使用，都是企業責任所在。至于“替用戶買違停的單”，大概并不是企業的意愿。“提升文明程度”是一個概念，要解決眼下停車之亂，要靠教化、也亟需威懾。管理者和營利者的分歧在于，這個威懾的對象應該是誰。如果用戶違停都要企業出罰款，那企業的錢未免掙得艱辛；但反過來說，如果企業只管收押金和租金，刷著彩色LOGO的自行車滿地停，政府如果抓不著現行，不找共享單車企業，又能找誰？輿論發酵后，上海靜安區建管委隨后回應，“用戶違停、企業買單”的具體情境是，“如果是因為公司的管理漏洞，無法確定違法行為人，我們只能找共享單車公司”。

　　這其實回到了一開始的問題，共享單車的設計如何能最大程度地“避惡”？如果車輛定位和身份認證系統能準確發揮作用，那么鎖定違停用戶不在話下；如果押金和違章罰款扣除的關聯足夠成熟，那么罰單開出后，如何交罰金也不再是問題。

　　面對共享自行車的違停，發出文明倡議總是最輕松的。在文明程度達成前，細致、清晰的規則才是最好的過渡。有“違停罰企業”的命題，自會有企業鎖定違章者的動力。這也正是，技術和制度不斷改善的動力。（記者沈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