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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了誰帶？”掛了婆婆的電話，呂蕾怒氣沖沖地對著丈夫喊道。自從去年10月全面放開二孩的政策公布后，呂蕾說不清接了婆婆多少個關于生二孩的電話。

　　呂蕾與丈夫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供著一套北京南五環的房子，養了一個7歲的女兒，日子倒也算小康。然而，婆婆想抱孫子的愿望從去年年底開始“膨脹”。

　　90天的產假太短，單位里打算生二孩的同事被老板“逼走”。沒生育保險，在北京生個孩子通常花費不低于兩萬元，女兒沒有北京戶口，上的私立幼兒園，一個月需要3500元，每次帶著閨女去醫院看個感冒都要上百元……也想過生二胎的呂蕾心里計算著，孩子3歲前她必須在家看娃，難不成讓遠在山東、已經60多歲的婆婆來帶？

　　上海的王女士有一個3歲的兒子，這幾個月也在和老公商量是否生二孩，“要再生一個，就得換個大點的房子，現在房價這么貴，怎么換？養娃也要花不少錢，在外面隨便上個培訓班，一年就得一兩萬元。”王女士的家庭收入也算不少，但她仍然笑言“腦門上寫著3個大字——‘錢不夠’”。

　　和呂蕾一樣，誰幫忙帶孩子也是王女士面臨的問題，“兩個孩子，一般媽媽就要全職，現在老人也不像以前肯幫忙帶小孩了，帶過一個的，都不肯帶第二個了，老人也要追求自己的生活，出去旅游玩玩，平時打打牌打打麻將多好”。

　　呂蕾和王女士的這些顧慮，如今件件擺在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孟曉駟的提案上。

　　“二孩生不生，關鍵看配套。”孟曉駟表示，“二孩配套政策”將是婦聯界別討論的重要提案。在全國婦聯的調查中，許多婦女并非“不想生”，而是“不敢生”和“生不起”。

　　事實上，“單獨二孩”政策實施1年多以來，申請再生育的比例遠低于預期。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國共有185萬對“單獨夫妻”申請了再生育，占全國1100萬對符合政策夫妻的16.8%。

　　今年2月，廣東新聞廣播《二孩媽媽必修課》與微信公眾號“我要生二胎”共同發起生育二孩意愿及現狀調查，通過網絡對全國近3萬名受訪者的調查結果顯示，只有23.3%的媽媽愿意為生育二孩辭職回家，80.3%的女性認為現有生育假不夠。86.4%的受訪者表示，糾結是否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因素是“沒人幫忙帶”。

　　“很多女性擔心二孩政策一出，自己找工作就更難了。”孟曉駟說。一些用人單位擔心女性生育二孩提高用人成本，因此不愿雇傭女性，還有些則通過各種方式使懷孕女員工感覺“待不下去”而“主動”辭職。在這樣的環境下，想就業、有職業發展愿望的女性難免對生育產生顧慮。

　　3年前，全國人大代表、國家一級律師朱列玉提議國家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城市與農村，一律允許生二孩。今年，他帶來的建議是讓廣大婦女想生、敢生、也能夠生。在他看來，生育已成為孕期、產期和哺乳期女職工遭受職場隱性歧視的主要原因。他建議社會政策能支持女職工工作與家庭平衡，進一步延長產假，倡導兩性共同承擔家務照料工作。

　　另外，當前生育待遇保障的碎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婦女的生育壓力。孟曉駟舉例說，現在生育保險覆蓋面較窄，生育保險待遇缺乏規范，生育保險基金統籌層次偏低等，都加重了生育婦女的負擔。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是，我國目前生育保險制度，對男性陪產假或者育兒假和津貼沒有作出規定。孟曉駟認為，男性的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婦女的生育和養育壓力。

　　針對生育保障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在今年的提案中，就建議將生育保險納入醫療保險制度，讓生育保障全民覆蓋。

　　朱列玉也建議國家應規定生育保險為強制性購買保險，同時加大財政投入，根據企業生育保險申領情況，給予企業稅費減免，填補產假員工替代人手的工資，以補償企業付出的成本。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洪天慧表示，二孩誰帶不單是一個撫養問題，還是一個經濟問題，一個社會保障問題，需要從國家層面落實響應的配套政策，來減輕家庭、婦女的生育負擔和壓力。

　　“二孩政策的推進落地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套政策和措施的支撐。”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兆安建議，為配合放開“二孩”政策的落實，建議在個人所得稅制方面有所作為，也就是在計算應納稅所得的時候，增加扣除生育費用的一些項目，實行一些稅收優惠政策。

　　目前，多地已推出二孩政策，并推出相關配套政策。今年2月，上海市人大審議通過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夫妻，女方除享受國家規定的產假外，還可以再享受生育假30天，也就是說，女方共能享受生育假128天，而配偶的陪產假也由3天增加到10天。山東省則規定，符合法律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不分孩次，除勞動法規定的90天產假外，均增加產假60日。

　　在同為婦聯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成平看來，“放開二孩”與“老齡化”都是社會現實，涉及民眾切身利益，解決這樣的問題，需要國家從頂層設計出發，協調多部門解決，“這也是提高社會治理能力的體現”。

　　“糾結二孩‘生’與‘不生’，主要還是由于國家、社會及用人單位對婦女生育缺乏足夠支持。”孟曉駟總結道，要使二孩政策真正起到“有利于優化人口結構、增加勞動力供給、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的成果，需要了解中國家庭的需求，必須在幫助女性平衡就業與生育上下工夫。

　　針對當前3歲以下幼兒的公共幼托服務匱乏，孟曉駟提出，要加強對公共托幼服務的職業培訓和政府監管，為家庭提供更多安全、普惠、負擔得起的公共托幼服務，比如完善0~3歲幼兒的公共托幼設施及服務。對入托難的問題，洪天慧委員提到要加大公辦幼兒園建設的力度。“生育保險、社會保障都是國家下一步應該完善的配套政策。”她說。

　　朱列玉也建議，應提前謀劃布局幼兒園和小學建設，確保不會出現入托難、入學難等問題。政府應加大財政投入，發展普通家庭可以負擔的公共托幼服務，緩解家庭壓力。在具體做法上，政府可以把義務教育下移一個階段，將學前教育（3~6歲）納入義務教育階段，同時大力興辦日托（0~2歲）與幼教（3~6歲）設施，包括減免稅費鼓勵大型企事業單位創辦、鼓勵社區服務機構和社會組織創辦和國家公費資助興辦等，讓普通家庭能夠享受便利、平價而優質的日托和學前教育服務，從而有利于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關系，更長遠地為人力資源的優化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