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信訪督查組工作人員下到田間地頭了解情況。寧夏督查組供圖。

　　今年5月，經國家信訪局局長辦公會研究決定，中央信訪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組成6個督查組，由國土資源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信訪局及新聞媒體、地方信訪部門等派員參加，分赴山西、上海、江蘇、海南、甘肅、寧夏等6省區市，對48件信訪事項進行實地督查，并將督查結果在互聯網上公開。

　　這是中央信訪督查組今年第三次實地督查。在案源選擇上，本次督查的一大特點是督查案件首次由中央和地方雙向選擇，并首次吸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全程參與。

　　京華時報記者全程跟隨中央信訪督查組寧夏組，通過聽取匯報、查閱資料、查看現場、回訪信訪人、聽取各方面意見建議等方式，對銀川、中衛、固原三市8件信訪事項進行實地督查。

　　地方希望借力中央化解復雜問題

　　5月中旬，西北內陸的寧夏開始顯露出塞上江南的樣子。黃河在這里畫出柔和的弧線，潤澤塞上沃野千里。伴隨著經濟增長連續13年超過全國平均增長水平，城鄉面貌發生顯著變化而來的，還有圍繞征與拆、補與償的紛爭。

　　在此次中央信訪督查組實地督查的8件信訪事項中，涉及城鄉建設問題4件、土地征收問題3件、惠農補貼問題1件。其中6件由國家信訪局篩選，2件由寧夏自治區信訪局提供。

　　“我們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寧夏自治區信訪局有關負責人表示，他們向中央信訪督查組推薦的兩個案件都屬于比較“棘手”又帶有典型性的案件。希望借中央信訪督查組實地督查的“東風”，促進化解一批積案，了卻地方的“心病”。

　　西吉縣的“磚廠強拆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2005年，李貴田（化名）夫婦開了一家磚廠。2013年9月5日，當地政府組織相關部門強行將磚廠關閉并拆除。夫婦倆一口咬定：他們的磚廠各種手續齊全完備，不屬于違法經營，強制拆除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要求賠償經濟損失。

　　夫婦倆曾多次越級進京上訪，直到督查組來到當地，要見他們的時候，倆人還在北京。聽說中央信訪督查組去了寧夏，才將信將疑離開北京。

　　督查組分析，問題首先集中在磚廠建設、經營是否如夫妻倆所言手續完備？并由此展開細致的調查。

　　2005年，李貴田向縣國土局提出用地申請，縣國土局經審核后給他頒發了集體土地使用證，該地為臨時用地，使用期限至2007年10月，用途為工業用地。隨后，縣國土局又給他頒發了采礦許可證，有效期至2008年3月。縣工商局基于以上手續，為他進行了工商注冊登記。督查組認為，至此李貴田的各項手續應該說還是齊備的，但接下來的調查令人大吃一驚。

　　經過多方比對，督查組發現，2008年3月，采礦許可證和安全生產許可證到期后，李貴田在未辦理延期手續的情況下，竟提供了與原證照正本標注有效期限不一致的采礦許可證和安全生產許可證復印件，縣工商局在沒有進行合法性審查的情況下，稀里糊涂就通過了年檢。縣國土局、安監局等相關職能部門也沒有及時制止其違法生產經營行為。

　　直到2009年9月，縣國土局再次為李貴田辦理了采礦許可證延期手續，有效期至2011年9月。這次采礦許可證再次到期后，縣國土局因其所建磚廠已處于城區規劃區內，不符合產業發展要求，沒有再為磚廠辦理采礦證延期手續。問題是，縣國土局和安監局再次“失守”，默許了其違規生產經營行為，造成磚廠一直生產經營到2013年9月的客觀事實。而在這一切發生時，李貴田的臨時用地手續早在2007年10月就已到期。

　　事情的第二個焦點落在強拆上。夫婦倆表示，廠房拆除時廠內還有已經燒好的成品磚、磚坯，僅這一項就造成很大經濟損失，但地方有關部門予以否認。中央信訪督查組當即提出調取強拆時的錄像資料一看究竟。結果在錄像資料中，確實發現信訪人反映情況有屬實成分。

　　根據進一步調查，督查組發現2013年6月，當地縣政府發布了《關于依法關閉取締非法機磚廠采砂廠的公告》，但自公告發布至9月聯合執法強制拆除，有關職能部門未能依法、按程序及時履行法定職責，沒有在其后兩個多月時間里針對特定對象啟動行政處罰程序。督查組認為，聯合執法部門的行政執法程序存在問題。

　　鑒于該信訪事項成因的復雜性和處理決定法律依據的多樣性，信訪渠道難以界定各方責任、核定損失程度，并考慮社會效應和避免引發攀比，督查組尊重當地政府按照法定途徑分類處理信訪投訴請求，積極引導信訪人通過法律渠道解決此問題的化解方案。并建議對信訪人積極進行幫扶救助，幫他們尋找其他致富門路并提供便利。同時，督查組要求當地政府深刻反思依法行政過程中政府具體行政行為不規范、不到位、不銜接的問題。

　　面對中央信訪督查組的督查意見，西吉縣政府承諾實現職能部門履行職責和群眾生產經營行為的雙向規范。按照“誰發證、誰負責”的原則，加大行政許可監管力度，并特別提出，紀檢監察部門要及時介入調查。

　　經過中央信訪督查組逐層抽絲剝繭，事情的真相終于浮出水面：涉嫌違法的“民”和一再失職的“官”糾纏在一起，成了一對“難兄難弟”。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納入督查組

　　從人員組成上看，本次督查的一大特點是吸納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參加。在寧夏組的整個工作過程中，全國人大代表張仙蕊和全國政協委員牛維同的參與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來自基層的女代表張仙蕊是寧夏石嘴山市公安局副調研員、惠農區公安局副局長，曾在基層公安分局當過10來年國保大隊長，對信訪工作頗為熟悉。“她的群眾工作能力很強，跟信訪人溝通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她的耐心和技巧。有時候批評幾句，群眾也心服口服。”中央信訪督查組寧夏組組長、國家信訪局督查室副主任郭欽向說，張仙蕊在參與辦案的過程中，常常給出“接地氣”的化解招數。

　　賀蘭縣農民年豐（化名）多年反映的土地征收問題，一直卡在他自稱有80多畝地被征收，村干部卻說他沒有那么多地，雙方各執一詞。

　　張仙蕊從證據入手，讓年豐拿出證據，年豐從包里掏出一個記錄著30多名村民名字、身份證號、手印的花名冊，上面寫著每個人的土地畝數，其中排在第二的人就是年豐，他名字后面的數字是：83.85畝。原村主任萬明（化名）則稱這份花名冊系偽造，但并無證據證明。

　　張仙蕊出了一招：農村的土地都挨著，讓年豐的四鄰分別出一份證明，東西南北四個角一碰，立刻便能知道年豐到底有多少畝地。“這就是一個普通的取證環節，事情并不復雜，但案子拖了這么久，說明基層工作不扎實、不細致。”張仙蕊說，她將撰寫一份材料，呼吁人大關注信訪工作中的監督。

　　督查組里的政協委員牛維同，充分發揮了自己身為律師的優勢，幫助督查組在法律層面查找地方工作存在的問題，對于應當納入司法途徑的信訪問題，還積極向信訪人宣傳法律政策，引導信訪人通過法律途徑解決。

　　農村新增耕地糧食補貼成大問題

　　“這次寧夏反映的關于農村新增耕地糧食補貼問題是個大問題。”郭欽向說。兩年多來，一直不斷上訪反映這一問題的人就包括中衛市某村60多歲的老漢馮興（化名）。

　　2013年1月以來，馮興等村民先后到地方和國家信訪局上訪并寫信反映情況，2009年至今，村里新增的7000多畝耕種面積，村民沒有享受到糧食補貼。此前，當地鎮政府向信訪人作出書面答復，承認村民反映的情況屬實，但稱這一問題形成原因在于村民個人，并且指出“無政策依據無法解決”。

　　馮興等人對答復意見不滿意，至今仍不斷上訪。

　　何謂“村民個人原因”？中央信訪督查組了解到，原來，2004年國家實行糧食補貼時，規定以農戶二輪土地承包面積或農業稅計稅面積為補貼依據。當時部分村民因擔心多繳農業稅，確實瞞報、漏報了實際耕種面積。后來農業稅取消，農民享受糧食補貼，享受補貼的土地面積就比實際耕種的土地面積少。

　　那么這一問題是否如當地鎮政府所言“無政策依據無法解決”呢？郭欽向帶著全組，仔細查閱了大量政策文件，找到2014年3月寧夏自治區財政廳、農牧廳聯合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完善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政策的通知》。這一通知里規定，“對于農戶新墾耕地已連續耕種糧食作物三年的，自第四年起經市縣政府確認可納入補貼范圍，其補貼資金由當地市縣人民政府自行解決。在市縣連續補貼兩年后，可向自治區人民政府提出補貼申請，經自治區人民政府批準后納入自治區糧食補貼面積范圍”。

　　顯然，當地有關部門沒有依照該文件落實對新增耕種面積的糧食補貼工作。郭欽向表示，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多年聚焦三農，體現了國家對農業的重視，糧食補貼是種糧農民應當享受的惠民政策。

　　“這個問題要有相關的政策，有了政策還要抓好落實，否則，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還會有更多的人來反映。”郭欽向說。